血管畸形是由胚胎第4周至第10周脉管在发生、发育过程中出现异常所致。对于血管畸形发病机制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比利时解剖学家AndreasVesalius，他的理论挑战了盖仑学说(Galenicdogma)，并且在血管系统的解剖和生理研究领域开创了新纪元Vesalius(1543)注意到，人体动脉和静脉的解剖关系相互邻近。后来，WilliamHarvey(1628)证实了血液的循环现象。直到19世纪后期，Thoma(1893)提出了关于调控血管系统形态发生的规律：1.通过血管的血液流速随血管的管径成比例增加或减少。 血管的长度取决于外周器官或组织施加于血管壁的牵拉力。3.血管壁的厚度取决于血管内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4.特定区域的末梢血管内血压升高，导致毛细血管新生：相反，血压下降可导致毛细血管减少。20世纪早期的实验胚胎学家描述了血管系统发育的各个阶段。Sabin(1909)和Woollard(1922)观察到，血管的发生首先是形成一个初级毛细血管丛，随后逐渐调整至成熟的血管网状结构、但是对于此过程的调控因素完全未知，基于Woollard清晰的图示，我们可以想象，对于静脉、毛细血管、动静脉和淋巴管发育至关重要的因素出现局部障碍是如何导致血管发生异常的(图9-1)。 Sabin(1909)也证实了淋巴系统是静脉系统的副产物(“离心理论”)而另一个理论(“局部起源理论”)则由Huntington和MeClure(1907)提出。他们指出，淋巴系统由间叶细胞原位发生。Sabin的“离心出芽理论”得到了VanderPutte(1975)对40例人胚胎进行的细致研究以及更多的近代分子学研究的支持。早期关于影响血管发育因素的推测由Trelat和Monod(1869)提出。他们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理论”假说认为，植物性神经系统可影响血管发育，因此可能参与血管畸形的形成。假说是基于ClaudeBernard(1865)的实验提出来的，该实验显示：预部交感神经切断术可导致兔耳肥大。 Bemard的研究结果在200年后得到证实，即动静脉吻合的数量在去交感神经支配的区域增加了2.5倍(Morris和Woodcock，1983)。现代分子学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关系，如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既可影响血管的发生，也可影响神经系统的发生(Jin等，2002；Sun等，2003)。脉管形态发生可分为血管发生、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我们对于一些因子在确切步骤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已经有了很多了解。 分子遗传学的出现，对于我们认识血管畸形的发病机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想了解从已确定因子的功能障碍发展为区域化血管畸形的分子机制，则需要进一步的体外、离体和体内实验。国际上已经建立了一套命名法，用以区分不同来源的基因和蛋白。人类蛋白以大写字母书写命名(如TIE2)，但鼠类蛋白只有第一个字母为大写(如Tie2)。同样，基因和基因座以斜体书写(如TIE2或Tie2)。目前已建立人类遗传疾病的在线数据库：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OMIM；http：/www.nebinlm.nih.govlentrez/queryfegi?db=OMIM&itool=toolbar)，其中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相应的OMIM编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