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管性疾病细胞因素

通过对组织切片用内皮细胞标志物——抗人CD31/PECAM-1染色可以观察内皮细胞形态发展(图3-3C)。在早期阶段，难以识辨管腔，这与未成熟的血管表型一致。这些无序的内皮细胞可以通过内皮标志物VEGFR-2和TIE2检测出(图3-8B，C)。流式细胞术发现，胶原酶A消化后的肿熘组织分离出的细胞有25%表达VEGFR-2(Yu等，2004)(图3-8D)。在高倍镜下，内皮细胞大小一致，胞质轻度嗜酸，可见有丝分裂象，核椭圆、在增殖期后期，血管腔未被压缩，可以看到毛细血管大小的血管腔，肥大的内皮细胞衬于内侧。网状蛋白染色可确定内皮增殖是否局限在网状蛋白鞘内，也就是每个内皮细胞族是否被网状纤维的限制膜包围。PAS染色显示在增殖的内皮衬里的管腔下的基底膜(图3-3D)。增殖后期可见细胞凋亡，肿瘤组织被纤维隔膜分隔成多个小叶，这些纤维隔膜含有用于供给和引流的口径较大的管腔。一些是血管壁较厚的静脉，可能是由于压力升高引起血管壁增厚。

增殖期早期出现的间质细胞特征尚不明显，它们的分化潜力以及在血管瘤发生中的作用仍然未知。一些间质细胞可能是未成熟的内皮细胞，也就是表达CD34、VEGFR-2和TIE2的细胞，但这些细胞井未形成管腔(Yu等，2001：Yu等，2004)还检测到表达a平滑肌肌动蛋白(x-SMA)的间质细胞(Smoller和Apfelberg，1993)。平滑肌细胞、周细胞、肌成纤维细胞，甚至内皮细胞转化成间充质细胞的过程中可以检测到a-SMA(Areiniegas等，2007)。在消退期，wx-SMA阳性细胞位于内皮细胞的管腔相对侧，因此最可能是周细胞(图3-9A)。周细胞的表型包括神经胶质抗原2(NG-2)和CD146(Crisan等，2008)的表达，位于血管腔外侧(L等，2003；Boseolo和Bisehoff，2009；Bos-colo等，2011)(图3-9B，C)，相反的是，一些间质细胞为树突状，具有单核细胞，巨细胞标志物，位于血管周围的区域但与血管不直接接触(Gonzalez-Crussi和Reyes-Mugica，1991；Nguyen等，2004；Smoller和Apfelberg，1993)。在增殖性血管榴中，可以检测到CD14阳性的髓系细胞，此外，在内皮细胞衬里的血管中可检测到髓系标志物(Riter等，2006)。这些细胞间的通讯可能引起生物活性物质的释放，维而参与到细脸聚集、成熟、消退的过程中。PC-10或Ki-67/MIB1抗体染色显示，在间内细胞聚集的区域，有丝分裂活性很强(Gonzalez-Crussi和Reyes-Mugica，1991；Smoller和Apfelberg，1993；Manei-ni和Smoller，1996：Tan等，2000)，实际上，已有一些研究证明，血管内皮的细胞分裂标志物免疫染色较低或阴性，表明血管之间的间质是增殖性血管瘤中增殖细胞的来源。间质细胞是否是原始血管祖细胞，可用体外技术证实。

已有研究发现，婴幼儿血管瘤可以侵人外周神经纤维(Tompkins和Walsh，1956；Perrone，1985；Calonje等，1995)。受此启发，North及其同事检测了具有血液-组织屏障功能的微血管的内皮标志物，如神经组织和胎盘。他们发现，抗红细胞型葡葡糖转运蛋白1(GLUTI)抗体在增殖期和消退期的内皮细胞中有高免疫反应(North等，2000；North等，2001)(图3-10A，B)。根据血管瘤和血管畸形的大型组织库数据分析，确定GLUT1是婴幼儿血管瘤的一种特异性标志物，在各种血管畸形、化脓性肉芽肿、血管内皮细胞瘤或血管肉瘤中不表达。我们利用抗CD31和抗GLUTI抗体对增殖期血管榴切片同时染色，通过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这种双重免疫的方法显示出的血管较为模糊，大部分表达CD31和GLUT1(黄/绿色)，但也观察到一些GLUT1阴性血管(红色)(图3-10C)。这是否能反映不同表型或功能的血管伪待进一步研究。GLUTI是在血液组织屏障例如脑、视网膜、睾丸、胸腺和胎盘的血管中的正常内皮细胞中发现的。在图3-10B中显示，GLUT1也是红细胞的主要表面成分。每微升血液中约有50000个网织红细胞，存在于血管熘组织中的网织红细胞可能产生一个阳性信号，而这可以在PCR的检测基础上增加一种检测方法。

胎盘中微血管的其他标志物，如FeyRII，LewisY抗原(CD174)、层粘连蛋白(胎儿血管中的基底膜蛋白)、Ⅱ型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和组织因子通路抑制因子2(TFPI-2)均在血管瘤增殖期表达(North等，2001；Bamnes等，2005)。基于胎盘微血管系统和血管瘤间这一特别的相似点，提示肿瘤起源于胎盘内皮细胞的栓塞，这些内皮细胞随着胎儿循环的右向左分流从绒毛膜进人胎儿循环中(North等，2002；Barnes等，2005)有报道证明，经阴道取绒毛膜样本后血管榴发病率增加(Kaplan等，1990；Burton等，1995)，这也是支持胎盘栓塞假说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血管内损伤导致内皮细胞脱落(North等，2001：North等，2002)然而，也有其他证据与此相悖，他们在对1000例血管瘤患儿的研究中并未发现血管的发生与绒毛膜绒毛取样存在相关性(Haggstrom等，2007)。免疫组织化学也不能证明绒毛膜取样可以使滋养层细胞移动并导致栓塞，从而引起婴幼儿血管瘤的发生(Bree等，2001)。为了进一步检测来源于胎盘细胞(母源或者胎儿来源的细胞)的作用，在两个实验室中进行了母体来源细胞的相关研究，井未发现用于表示胎儿组织中存在母体细胞的“母体微嵌合“的证据(Pittman等，2006；Regnier等，2007)。North及其同事(2001)提出了另一种假说来解释血管瘤和胎盘内皮具有相似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在血管瘤发生时，侵人的成血管细胞可能向胎盘(胎儿)微血管的表型转化。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提出了关于血管-内皮细胞起源的基本问题。它们是起源于多能干细胞还是不成熟的内皮祖细胞，抑或是如小鼠肿瘤血管生成的模型中那样从远处募集到血管瘤的干细胞，祖细胞？这些细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骨髓是一个可能的来源，但是与胎盘内皮具有相似的免疫表型又提示来源于胎盘。

肥大细胞在血管瘤发生中起的作用仍不清楚。已知肥大细胞起源于造血干细胞，沿着动脉、小静脉和毛细血管排列分布，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成熟。20世纪初以来，病理学者已经注意到高度血管性肿瘤中的肥大细胞(Fromme，1906；Greggio，191l；Riley，1959；Ba-roni，1964：Dalion.1965)。在毛细血管增殖期，肥大细胞的数量和形状均明显增多，并且认为它们在组织修复和肿瘤血管生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兔角膜中植人异种移植物的模型(Smith和Basu，1970)和将肿瘤移植到鸡绒毛尿囊膜上的模型(Kessler等，1976)中，发现肥大细胞在新血管生成前已经积累。体外实验表明，肥大细胞条件培养基可以刺激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但不影响增殖(Azizkhan等，1980)。肥大细胞合成并释放不同类别的生物活性介质，如组胺和血清索，还有其他的血管活性物质，包括前列腺素、白三烯、酸性水解酶、中性蛋白酶和高度硫酸化的糖胺聚糖肝素。已知肝素可以刺激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Marks等，1986；Thomton等，1983)，可以稳定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促进内皮细胞增殖(Thomton等，1983)。组胺和肥大细胞蛋白酶也可以促进血管生成(Meininger，1995：Muramatsu等，2000)。已经证明，肥大细胞类胰蛋白酶是肿瘤形成中有效的促血管生成因子(Blair等，1997)，并且肥大细胞类糜蛋白酶是血管发生中的介质(Muramatsu等，2000)。总之，有许多证据表明，肥大细胞在血管瘤的增殖期间具有一定作用，但可能在消退期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Tan及其同事(2004)利用组织学方法验证血管缩周期中几种肥大细胞的表型_Csaba染色显示，肥大细胞在血管瘤发育的所有阶段具有组胺表型，而不具有肝素表型。这一发现反驳了肝素在血管分部中具有重要性的观点。所有肥大细胞类胰蛋白酶染色呈阳性结果，有一个亚组呈糜蛋白酶染色阳性，这两种酵都参与肿瘤血管生成。类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染色阳性的肥大细胞比例在增殖期增高，在消退期减少，这与消退期间细胞外基质的沉积有关(Tan等，2000)，研究发现，Ⅷ型细胞外短链胶原在血管/周期的每个阶段表达，认为它为增殖和迁移的内皮细胞提供了基质(Tan等，2000)。此外，研究者仅在早期增殖期的肥大细胞中发现了＼型胶原蛋白，并推测肥大细胞在消退期分泌这类蛋白质。Wellington研究小组证明，簇蛋白/载脂蛋白」阳性的肥大细胞比例在消退期增加(Hasan等，2000：Tan等，2004)还有研究发现，在消退期，血管内皮和管腔凋亡蛋白染色阳性。总之，这些研究表明，肥大细胞在血管猫增殖期起次要作用，而在消退期通过分泌下调细胞活性的物质起主要作用。